舜帝全身像,取材于舜帝南巡的古老传说
舜帝(约2277 BC-2178 BC),三皇五帝之一,名重华,字都君;《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今山东诸城市万家庄乡诸冯村人。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帝舜"。
唐朝中期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丝绸作为商品外传逐渐由陆路转向海路。宋朝***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唐大诏令集》称“伊吾(今哈密)之右,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唐朝形成了自两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鼎盛时期。天宝十年(751),唐朝与大食在坦罗斯交战,结果唐军战败,唐朝在西域威信急剧下降。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分州以北,皆为坐衽矣。”唐朝就此失去对西域的控制。
北宋建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封建割据时期。在五代分裂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民族的威胁。契丹、女真以及党项族先后在北方建立***。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持续威胁与挤压,西北陆路的外交空间基本杜绝,宋南渡后,自散关及淮河中流以北尽割于金。迄于宋亡一百五十年间,南北交通为之隔绝。面向东南海陆,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乃势所必然,“于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
北宋时,“工商杂类”有奇才者,可以通过科举做官,北宋末年,富商巨贾通过进纳等段,“皆有入仕之门。”王安石变法,海外贸易被赋予重要地位。东至高丽、日本,南至阇婆、渤泥、三佛齐,西至大食,皆往来交通,贸易有无。
南宋时,随着国土不断萎缩,国家编户与赋税收入大为减少,而国家开支、军费开支、宫廷消费等始终居高不下,开拓财源、增收市舶之利是国家财政理所当然的抉择。宋朝***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往来,开拓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海外贸易区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有学者称“这一时期国内虽然***,却是历史上航海业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是海洋雕塑了历史进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至此进入鼎盛阶段。
陆上丝路的衰落还应归因于其局限性。首先,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传,而我国主要的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等产区,都远在东南沿海。其次,陆路经过国家中如果有发生***或垄断者操纵了丝路,就会影响全线的畅通。再次,陆路的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运输量有限。我国海岸线绵长,有大量终年不冻良港,海运临近生产商品基地,海船运输量大,能到达陆路不能到达的国家和地区。
宋朝的航海经济怎么样?我想题主的意思应该是宋代的海外贸易情况。其实,我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从秦汉开始便已比较发达了,而到了宋代可以说是高度发达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与海外各国贸易范围扩大,对外贸易港口不断增加,贸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
首先来说贸易范围。据史书记载,与宋代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有50多个,这些国家统称为南海诸国。南海诸国中包括东南亚诸国,如三佛齐、渤泥等国,还有交趾、占城、真腊、吉兰丹等国,然后过麻六甲,到印度洋,有“西天诸国”,过了“西天诸国”便是大食诸国,最远能到达非洲东岸的许多国家。再加上高丽和日本,可以说宋代海外贸易范围是前无古人的。
再说贸易装备。宋代海外贸易之所以这么发达,与其发达的航海装备和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中国制造的船只以坚实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最发达,史书上这样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正是靠着坚实的船只和指南针的运用,才使得宋代的海上贸易格外发达。
第三,说说贸易管理方面。为了管理海外贸易,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做法,在港口设立市舶司进行管理。北宋的市舶司有广州、福州、杭州、明州、密州板桥镇五处,南宋则有广南、福建和两浙三处,这些地方都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当然了,对于海外贸易宋代还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定来规范管理,可见***都海外贸易的重视。
总之,宋代的海外贸易格外发达,对当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了,海外贸易也导致了宋带铜钱的外流,这点对当时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危害的。
航海经济的主角,当属宋代
一、前所未有的支持航海贸易
与以往朝代比较,海外贸易范围更加扩大,港口增多,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品种大幅度增加。更为突出的是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市舶司,鼓励海外贸易。
二、统治者支持航海贸易:都是因为可观的财政收入
从宋太祖开始,统治者都极为支持航海贸易,都是因为国家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丰富的财政收入。
三、宋代海商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角
宋代航海事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说明古代“丝绸之路”的重心已经转为东南海道,当时广州就成为第一大贸易港口。北宋开始航海技术逐渐发达,比如海船就已经使用指南针测定航向,中国航船成为了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
宋代航海经济的繁荣前所未有,成为时代的主角,但是却没有因为这一繁荣挽救积弱积贫的颓势。
于陆路为辽阻隔,宋丽两国的往来则完全依靠海上。宋代的造船水平、航海技术,特别是指南针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船队的安全系数大增,航线距离缩短,航运时间大减。因此,两国间贸易来往更加频繁。北宋时期去高丽的海上航路有北、南两路。北路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今山东诸城)出发,横渡黄海到达今天朝鲜的大同江口的椒岛;然后继续向南行,就会到达高丽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是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启程,往东北航行,抵达今天朝鲜的黑山岛,再往北行经过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众多岛与,最后抵达礼成江口。
北宋前期,登州是北宋与高丽两国使臣、商人来往的主要口岸。天圣(宋仁的一个年后,时为1023年—1032年)以前,高丽使在登州进入宋。但后来辽朝势力兴盛,与辽长期处于对峙局面的北宋为防宋商船夹带兵器等禁运物品“通辽资敌”,下令禁止“客旅于海路商贩者”往“登莱州(今山东莱州)界”。由此莱、登二港成为封闭港口。其后,地处黄海胶州湾附近的密州(今山东诸城)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可发船至高丽”,史载密州商人平简曾在密州出发“三往高丽通国信”,因此密州取代莱、登二港成为宋朝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口。后来北宋为更好的管理对高丽的贸易,宋廷于年在密州设置市舶司。
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今福建泉州、杭州(今浙江杭州、广州(今广东广州)都是北宋赴高丽南路航线的港口,其中尤以明州、泉州为占有重要地位。史载:“(明州)乃海道轴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楼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泉州也是北宋赴高丽南路航线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北宋中期泉州就已经发展成为“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海港。仅从《髙丽史》中明确记载的就有起由泉州开往高丽的宋船。北宋灭亡后,山东之地被金人占领,因此南宋与高丽之航路只有南路。南宋时,“泉州对高丽之交通已超过明州,”“(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船而至者”便是明证。
在整个宋朝前往高丽的船只都是利用季风航行。从明州(今浙江宁波)启程到高丽礼成江口的船只“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⑩因此宋朝使者以及宋商基本都是选择七、八、九月也就是夏季到高丽。宋船回程返航时则利用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徐親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一1125年)曾出使高丽,他在撰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详细记述船队往返的路程:“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群山岛。”去程趁顺风,仅八九天即至朝鲜群山岛,相当迅速,但其回程,因船逆风行驶,相当困难。同年七月十五日,徐棘“登天舟”,离高丽礼成港,“二十四日乙亥,过横均人群山门,泊岛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风阻不行;申后东北风作,乘潮出洋;……忽东南风暴,复遇到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鼓招众舟复还;十日庚寅,风势益猛;午刻复还群山岛,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后风正,即发洋;夜泊竹岛,又二日风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后发竹岛;……北风大作,低蓬以杀其势,二十一日辛丑,过沙尾;午间第二舟三副挖析;夜漏下四刻下托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二十七日午刻到定海县,自离高丽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回来时因为要逆风航行因此所需的时间是去的时候的六倍,而且路途险阻。
高丽使节和商人来北宋,或在密州登岸,或在明州登岸,而后转由陆路或水路赴北宋京都汗梁。至密州者,“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至明州者“则由二浙溯汁至都下,谓之南路”。由于水路较陆路运输方便,所以高丽使者,商人“常由南路,未有东路者”。高丽对宋的贸易港口,主要是礼成江口的礼成港。当时礼成港船来舶往频繁,贸易隆盛,十分繁荣。高丽著名诗人李奎报曾写词称赞其贸易之隆盛,港口之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南蛮天,指中国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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